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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和老龄化致日本经济停滞 英媒:向中国发出的警示(全文

归档日期:04-17       文本归类:汤泽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英媒称,日本的越后汤泽似乎具备一切有利条件:从东京乘坐1小时15分钟的高速火车即可抵达。这座迷人的山区小城以温泉和极佳的滑雪场闻名,也是日本最优质稻米和清酒的产地。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31日报道,如今,这座小城体现了日本农村经济面临的关键挑战:不利的人口结构。就此而言,这样的事情不仅与日本这个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相关,也与面临类似情况的国家相关。

  报道称,在越后汤泽,迹象首先出现在市中心。许多店面已经用木板封住,大多数餐馆冬季只在周末营业,因为从东京来的滑雪者都是当天往返的。

  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泡沫时代的高峰期相比,周边山谷里的公寓价格已经下跌95%以上。据房地产经纪人估计,该地区有75%的公寓处于空置状态。大约在30年前达到顶峰的住房和建筑泡沫规模极大,所以此地和日本农村其他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可能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水平了。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居民迁入城市,当地尽管没有供应过剩的问题,但需求还是在不断减少。

  2017年,日本人口减少了40.3万人,按照目前趋势,到2115年将从1.265亿人减少到5100万人。泡沫经济和人口减少的后果导致了持续数十年的停滞。日本历届政府努力想要让经济摆脱滞涨,但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在0到2%之间徘徊。

  报道称,日本面临的挑战向亚洲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发出了警示。尽管中国在2015年年底取消了实行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但2017年出生的婴儿总数是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从1980年到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大约3.8亿人,而这可能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惊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正在缓慢增长,但劳动人口的数量从2012年开始不断减少。美国银行美林金融管理部的分析师们估计,到2050年,劳动人口将减少2.12亿人,大约相当于当前总劳动人口的1/3,约等于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人口总数。

  报道称,这样的人口下滑将发生在住房和建筑繁荣之后,而中国的这种繁荣将使日本的泡沫时代相形见绌。在2012年到2016年的短短5年里,中国生产的水泥总量是美国在整个20世纪总产量的将近3倍,其中相当一部分水泥用于建设公寓楼。

  报道称,如今,乘客可以在北京乘上一列线条流畅的高速火车穿越中国,透过车窗会看到大部分行程中不少建了一半或者空置的公寓楼。越后汤泽阴森可怖的空置酒店和公寓是日本泡沫时代和人口减少的纪念碑。再过几十年,中国的这些楼房会不会成为同样的见证?

  资料图片:2017年2月27日,在位于日本东京品川区的养老院“日医HOME南品川”,两名老人在练习描字。新华社记者 华义 摄

  据路透社11月21日报道,今年9月,日本白血病患者斋藤胜男在搬进临终安养院2天后去世。生前他花费数月时间才找到这家安养院。编译/赵蕤诗(参考消息网独家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概有20人排队等着入院”,89岁的斋藤先生表示。自从7月被查出罹患白血病之后,他决定不治疗,而是采取姑息疗法。斋藤先生独自一人在东京一栋公寓内居住。

  想在医院或安养院找到床位十分困难,因此斋藤先生决定在家度过最后的日子。目前很少有日本人愿意在家中去世,一是觉得医院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二是不想麻烦家里人。

  但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官员表示随着老龄化进一步加剧,预计到2030年全国短缺的床位将达47万个。目前,日本每4个人中就有1人超过65岁。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有更多人选择在家中去世。

  安井医生表示:“如果有专业医生为那些选择在家中去世的老人提供指导,他们能更坦然地在熟悉的环境中度过最后时日”。

  自2013年起,安井医生指导并送走了超过500名在家去世的老人。他创办诊所就是为了给更多患上绝症的人提供临终安养服务。

  图为大和诊所的创始人、外科医生安井(图右)在车上工作。他和同事正在探望病人的路上。

  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不断攀升。这样的现实引发了不少焦虑,有人担心日本有朝一日将不得不控制医院的床位数量,尽管厚生劳动省的官员否认了这一点,并表示民众担心的事情不会实现。

  床位短缺的部分原因在于病人住院时间比较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年的调查,日本人平均住院达16.5天,而英国平均才6天。

  此外,超过80%的日本人选择在医院去世,这在35个受到调查的国家中比例最高。

  只有特殊情况下日本的国家医疗保险才会提供医院私人病房,因此对靠养老金生活的佐藤曾根来说不可能负担得起。佐藤先生是东京人,今年75岁,是一名肺癌晚期的患者。

  “政治家或者歌手那样的有钱人能用钱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才住得起私人病房”,佐藤先生在7月的采访中表示。

  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的佐藤先生独自一人生活。来拜访他的只有护理人员。9月13日他去世时,在场的只有医生、助手及殡仪馆的人。

  “一个人住很好。不会麻烦任何人,”佐藤先生说。“我死也是独自一人平静地死去。”

  据日本《BUSINESS》网站报道,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日前指出,人口危机是高悬在日本上空的“定时炸弹”,日本正在陷入“经济越衰退,人口越下降,人口越下降,经济越衰退”的恶性循环之中。从日本社会在加速老龄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生事物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社会整体老化的忧虑和无奈。政府干起了婚姻介绍所的活。日本政府最近几年来花了很大投入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婚介活动,政府十分希望年青人能够找到伴侣最终结婚生子。有的地方还设有“结婚促进委员”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帮助年青人找对象。(参考消息网独家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面向单身男性开设家务课程。以大阪市为开端,“爸爸培训班”已经成为日本各地十分普及的一种社会服务,参加培训的“准爸爸”们要穿上“怀孕体验服”感受怀孕的艰辛,还要学习换尿布、喂奶等婴儿服养技能。开设这些机构的人士称,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培养男人们的责任感,让他们明白地知道“我已经长大了,需要担负家庭和社会责任了”。

  企业踊跃研发机器以缓解社会劳动力的不足。近年来,日本劳动力逐年减少,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更是稀缺,导致很多行业的机器人替代率大幅上升。比如日本羽田机场就与CYBERTIE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一款助力机器人,以减轻机场货运工人的工作负担。这种机器人佩戴于使用者的腰部,能够通过读取腰部肌肉的电信号减少使用者做动作所需的力量,研发者称,穿上它以后,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可以轻松举起20公斤的箱子。

  空巢老人专用护理机器人开始进入家庭。日本的家用护理机器人迅速普及,而且功能越来越强大。新一代护理机器人不但能够进行健康指标监测,提醒老人吃药等工作,还能做简单家务和与老人进行交流,以减轻老人的孤独感。据日本家用机器人厂家“梅里尔·林奇(音译)”公司透露,他们在2015到2018年间共卖出了1.24万台护理机器人,而且这个数字在今后20年里还将大幅上升。

  监狱正在变成养老院。日本目前有五分之一的犯罪者是老人,他们大都是因为小偷小摸进了监狱,而且很多人都已经成了惯犯。这些人的涌入给监狱的管理带来了大问题,监狱还不得不为他们配备专门的护工帮助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甚至有的法律专家提出,日本监狱的条件太好也是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之一。

  火葬场不足导致出现“遗体宾馆”。由于火葬场不能满足需要,日本还出现了“遗体宾馆”以帮助那些死者的家属临时存放排队等候火化的亲人遗体。保存时间有的可达一周以上。这种新出现的“行当”也正在增多并规范化。

  骨灰存放出现新方法。去世者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墓地紧缺,以及墓地价格,管理费用等一系列的上涨。昂贵的费用已经到了让一些逝者家属难以承受的地步,一些墓地也开始探寻新的埋葬方法。日本新宿区的琉璃殿墓地位于市中心,该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把逝者的骨灰放在一个玻璃佛像里,然后排列在骨灰堂之中,墓地提供33年的保存服务,这个期限过后,墓地就将把它埋入地下,转入被称为“永代供养”的状态,而骨灰堂中空出来的位置则可以再提供给新的逝者。

  人民网讯 日本老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最近3次众议院选举,20至29岁选民的平均投票率为39%,60至69岁者为75%。预计到2025年,约有6成选民都年过半百。

  日本所采行对老人较优惠的“银发民主主义”政策使财政恶化,但有研究显示,年轻人比老人更不愿增税,只希望增加福利。所谓“银发民主主义”政治现象,是指人口因少子、老龄化,高龄选民比例增加,对政治的影响力也水涨船高。高龄选民多希望政客推动有利于高龄者的政策,却忽略年轻人的需求。

  庆应大学教授鹤光太郎等人针对日本全国6128人调查有关税制和社会保障的想法,其中,20至29岁者有29%、60至69岁者则有40%认为,应该增税来加强社会保障。这项调查可看出愈高龄愈支持增税,银发族可能因已受到社会保障的恩惠,故选择增税和充实社保的配套办法。相对的,20至29岁者最支持“不增税但要扩大社会保障”,占35%。

  此外,财政总合研究所的广光俊昭针对477名10至79岁的人,进行有关假想的国家财政政策之二选一的调查。一是,30年后再增加负担,30年后将消费税从10%提高到25%,年金给付从月领10万日元降到5万日元。二是,两代人共同负担,将消费税提高到20%,年金给付额一直维持为7万日元。结果67%30至39岁的人及54%60至69岁的人支持不同世代共同分担。广光表示,“政策选择是以个人利害得失和公共判断存在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政治家只是任意地揣测银发族的想法,如果好好说明的话,银发族也愿意接受某种程度的增加负担。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曾出现过三次劳动力短缺,分别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泡沫经济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两个层面,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劳动力短缺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劳动力短缺越来越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也加剧了日本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和脆弱性。

  文章中指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既是供给的主要来源,又是需求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劳动力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互相联系的,经济发展是引发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同时劳动力短缺又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在此前提下,劳动力需求稍有增加,劳动力供给不足就会凸显。可以说,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日本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发严峻,劳动力短缺日益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国经济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又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上“量”的扩大,更要求经济和社会结构上“质”的提升。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两方面着手,分析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

  衡量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通过有效求人倍率的两种表现形式来实现的。第一种情况,有效求人倍率大于1,说明实际招工人数多于求职者人数,劳动力供给不足。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效求人倍率一路上升并超过1;在泡沫经济时期,有效求人倍率在1988—1991年均大于1,分别是1.01、1.25、1.40、1.40。由此可以判断,在这两个时期,日本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

  第二种情况,尽管在有些年份有效求人倍率小于1,但是如果连续四年不间断地呈现递增态势,即表示即将迎来有效求人倍率大于1的劳动力短缺局面。纵观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共出现过四次这样的情形,分别是1965—1970年的五年间上升0.7%(年均0.15%)、1986—1990年的四年间上升0.78%(年均0.20%)、2002—2006年的四年间上升0.52%(年均0.13%)、2009—2015年的六年间上升0.73%(年均0.12%)。其中,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劳动力短缺呈现出随经济景气的变化而变化的波动状态。所谓劳动力短缺的波动,即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过剩并存,在经济状况好的时间段呈供不应求之势,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间段劳动力短缺隐性化并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

  随着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人口和总人口分别于1995年、1998年、2005年达到峰值并开始减少,日本的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在数量上逐年减少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现实状态。但是,劳动力人口减少并不能直接导致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受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而劳动力供给又主要受人口规模、结构和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劳动力人口减少体现为劳动力供给的不足,经济发展状况则决定了劳动力需求。因此,劳动力短缺问题必须嵌入经济发展当中进行研究才更具有实际意义。

  结合经济发展状况来考察日本劳动力短缺的实际情况发现,日本的劳动力短缺主要出现在三个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泡沫经济时期(1987—1991年)以及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2年至今)。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增加,但劳动力参与率不足,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劳动力需求极其旺盛,因而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在泡沫经济时期,人口增长缓慢,以“1.57冲击”为代表,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人口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努力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产生了劳动力短缺。而在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的实质性减少使日本进入人口减少型社会,劳动力供给也呈现出日益减少的趋势,此时的劳动力短缺越来越转变为“人口减少型”短缺,即自然性短缺。加之经济逐渐好转使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短缺在双重“压力”下日益严重。

  劳动力短缺包括社会性短缺和自然性短缺,社会性短缺是指由于人口流动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自然性短缺则是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力就会从社会性短缺逐渐转向自然性短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劳动力短缺主要以劳动力流动引起的社会性短缺为主,随着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发展,泡沫经济时期以及经济长期低迷时期的劳动力短缺主要以劳动力规模缩小的自然性短缺为主。

  劳动力短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形成后又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兼具“量”与“质”的概念,在“量”的方面体现为经济增长。“质”的方面则要求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首先,利用增长核算模型分析日本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各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劳动力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对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别。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并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保持着正面影响,只是程度相对较低。泡沫经济时期,劳动力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虽有所增加,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急剧增强,成为拉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其次,分析劳动力短缺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及泡沫经济时期,劳动力短缺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转移带来的,表现为正负面影响并存。其中,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短缺加剧了区域结构不均衡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善,推进了城市化进程。而在泡沫经济时期,由于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劳动力短缺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促使区域结构向“东京单极化”发展、就业结构开始“软化”等特点。在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劳动力短缺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面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短缺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基础上,与劳动力需求增加“相遇”,在双重原因的影响下,劳动力短缺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多是负面的,主要体现为劳动力短缺使城市圈与地方圈区域结构差异化继续发展、经济社会结构脆弱化以及财政收支结构难以为继。

  日本面对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影响,采取了相应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劳动力问题初步显现,一系列相关措施处于在摸索中前进的状态。这个时期,日本针对劳动力短缺,主要采取发展科技以节省劳动力、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为目的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等措施,完善就业管理制度等,但是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涉及扩大女性就业的相关措施。在泡沫经济时期,应对劳动力短缺的相关措施进一步丰富,但仍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为主,开始着眼于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增加了扩大女性就业的相关措施,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促进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针对扩大女性和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措施,主要是从福利政策、人权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同时继续深化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力质量,通过科技发展来缩小劳动力需求。在经济长期低迷时期,随着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日本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应对措施主要是以全民参与社会劳动为目标,以提高女性劳动力就业比例为重点。针对扩大女性就业的措施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被定位为提高企业活力的经营战略和搞活经济的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

  首先,对待劳动力短缺问题要以辩证的态度去审视,劳动力的社会性短缺与自然性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也应该有所区别。在当今的背景下,劳动力短缺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但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也曾产生过正面效应,这种作用在以社会性短缺为主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促使劳动力在区域间以及不同行业和产业间合理流动,促进和改善了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产业和就业结构。正如经济学家配第所论述的,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做出的流动使区域结构更加合理,同时也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变。不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由社会性短缺为主逐渐转向自然性短缺为主,这时,其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负面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并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其次,以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日益增强为契机,日本对劳动力短缺的应对措施有“继承”也有“发展”。“继承”的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和减少劳动力需求为主要指导思想和方式,“发展”的是在具体方式上更为扩展深入。简言之,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相关措施从长远来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降低劳动力需求有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在当前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更加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与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相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体现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促进科技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劳动力素质的再提高,更应该体现在“人力”与“机器”的良性循环上。作为以技术的深化来解放“人力”的后果,除了解放一批劳动力以外,还可能带来一批劳动力的失业。因此,更要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以人力的智慧来控制技术创造的设备。目前,日本正在致力于无人化操作机器等尖端技术和设备的开发,这样的发展趋势和思想既是在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探索,是解决方式上的一种新转变,同时也是日本以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发展、将科技成果贯彻到经济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当中的一个缩影。这也正是以研究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为契机所带来的收获,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继续深入挖掘。

  最后,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也将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中国目前面临的更多是劳动力社会性短缺问题,根据日本的经验,这个时期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效应。但是,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短缺将向自然性短缺转化,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在“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即提出“放开二胎”的政策,从长期来讲,这是对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未雨绸缪”,从短期来看,这也反映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以“提高劳动力供给”作为应对之策。中国在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时,也要将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与促进经济发展相结合,以“促发展”为目标去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2017年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劳动力作为“供给侧”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正是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崔健、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肖美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民间部门存在的过剩债务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大幅下滑,并不是经济景气循环周期因素之类的短期问题,而是日本长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引起的。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变化,是新进入企业数量减少、退出企业数量增加。80年代末至90年代乃至进入本世纪初,退出企业数一直高于新进入企业数。其次,专利申请件数能直接反映技术进步。进入本世纪,专利申请件数呈现出减少的态势。

  新进入企业减少、专利申请增长停滞等现象表明:在日本,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技术进步停滞正在发生。导致这些问题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可以认为是过剩债务(从贷款人的立场看则是不良债权)。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上世纪90年代,民间自行处理的不良债权约为50万亿日元,利用政府注入公共资金进行处理的额度约为50万亿日元。根据金融厅公布的数据,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土地价格暴跌,大多数银行贷款变成了不良债权。

  如果过剩债务不断积累,借款人的经济活动将变得效率低下。如果过剩债务达到一定水平,借款人的低效率经营将成为持久性状态,有可能致使经济长期停滞。

  对于不良债权,银行不仅不收回那些企业无法偿还的贷款,反而进一步将必要的资金放贷给那些企业,这种“追加贷款”实际上是对生产率偏低的企业提供补贴。在日本经济界人士眼中。“追加贷款”亦视为“僵尸贷款”。

  银行搁置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具有经济合理性,一是如果过剩债务达到一定的水平,企业的无效率生产经营状态将长时间持续,甚至在某种情形下会成为永久状态;二是即便借款人因为持有过剩债务而陷入无效率状态,银行暂时维持现状、搁置削减借款人不良债权的做法有可能获得较大利益;三是借款人因为背负过剩债务而陷入生产经营无效率状态时,政府推行促进银行处理不良债权的政策,能够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恢复(既往)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首先,债务过剩可能是经济增长出现长期性停滞的原因。金融的中介功能不健全,金融危机后日本的经济长期停滞,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金融中介的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

  根据简单理论模型所开出的政策“处方”,将与既往研究所提的建议完全不同。简单理论模型得出结论是,削减债务即推进不良债权处理,能够使宏观经济体系恢复(既往)效率,进而直接提升TFP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体的政策建议则包括:一、通过向贷款人发放补贴,促进不良债权的处理;二、推行有利于降低不良债权处理成本的规制改革。

  如果预判未来25年的日本经济走势,债务问题导致经济长期停滞这一难题在以下两个层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公共债务层面。众所周知,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已逾240%,是当今发达国家中情况最糟糕的。因此,有必要将债务问题导致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的可能性慎重地纳入考虑并尽早加以解决的范畴;其次是泡沫成分消减过程中经济风险可能再次出现这一层面。目前,日本首都及周边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泡沫化活跃的迹象。假如泡沫存在的线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为契机,泡沫或将会破灭。在对这种风险进行探讨时,应考虑到,债务问题和经济长期停滞不应仅仅视为短期性问题,而应看作市场经济体制内长期存在的具体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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