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m5彩票 > 大馆市 >

日本大馆市坚持61年祭奠二战死难中国人(组图)

归档日期:05-06       文本归类:大馆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2013年6月30日的追悼大会上,几名日本年轻人在“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前默哀献花。

  二战中,这个城市的军警、市民曾经残酷地虐杀过中国劳工。现在,这里的人们坚持祭奠死难的中国人,反省战争罪孽,已经持续61年了。

  从28年前开始,大馆市成为日本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市政府出资、主办反战和平祭奠活动的城市。它的史册,是一部传奇。

  “我是非常坚定反日的。你看我全身上下有一件日货吗?”这个学舞蹈、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说。

  他对日本的反感和愤恨,不只来源于书本和抗战剧。他的爷爷王振瑞,当年就差点死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企业在中国华北地区抓捕中国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135处企业单位,从事集中营式的残酷劳动。

  据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日本侵略者仅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抓捕41758名中国人。到抗战胜利,其中9644人死亡。

  其中,被押送到花冈矿山的中国人,就有王洋洋的爷爷王振瑞,也有王红的父亲王敏。1944年农历四月,王敏在河北省深泽县甄家庄执行抗日任务时被捕。

  “当时日军登记时,我父亲化名张开化。因为他是员,还是游击队小队长,当时已经是第二次被抓了。被捕时,他就以为脑袋要开花了,所以叫‘开化’。”王敏的女儿王红说。

  但花冈矿山风光背后的中国劳工则被忽略了。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役,吃的是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橡子面窝头。遇难劳工薛同道只因为在路上捡了一个苹果核充饥,就被日本监工围殴而死。

  劳工耿淳是这些中国劳工的大队长。依据他的证词,“粮食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有时一天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身边的难友经常“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被迫发生。有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推到了耿淳面前:“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李担子也哭着跪了下来:“队长,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

  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

  “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这是他的罪过吗?这都是日寇逼出来的啊!”耿淳回忆,他只能扶起李担子,告诫他以后不能再这么做。

  更侮辱中国劳工的是,日本人将他们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驱孙中山命名,称为“中山寮”。

  笼罩在“亡国”、“奴隶”的绝望之中,花冈的中国劳工没有倒下。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淳等人的领导下,他们打死日本监工,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参加暴动的有中国地下干部、八路军战士、军官、伪军士兵,更多的是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人……

  在《花冈事件》一书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评价,花冈暴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次抗暴斗争是一次自杀性斗争。他们事前约定,严禁暴动侵扰日本老百姓,还放过了两位好心的日本监工,并决定如果失败就一起投海自杀。”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介绍说。他长期推动劳工战后维权工作。

  依据史料,震惊的日本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第二天,中国劳工全部牺牲或被俘。

  接下来,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上,血案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反绑双手,跪在铺着尖利石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们砸石头。

  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山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领头的大队长耿淳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他们才幸免于难。

  抗战胜利后,几名被解放的劳工留在日本,参加了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日军暴行。1948年3月,法庭分别判处6名战犯——鹿岛职员和警察死刑或有期徒刑。

  这一系列史料,现在被展览在花冈河畔的一所原木屋里,紧邻着劳工当年的工地。

  “我们日本人必须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的灾难,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很难愈合的心灵伤口。花冈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国会参议员的田英夫曾在书中如此写道,“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也不允许逃避。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历史事实。”

  这是王洋洋第一次来到日本。2013年6月29日,在大馆市政府会馆等着他们的,是一个瘦高、略微谢顶的日本人。他叫谷地田恒夫。他戴着眼镜,走路要拄着拐杖,停步的时候却总是站得笔直。

  1945年8月28日,谷地田恒夫还只有5岁,住在大馆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妈妈在厨房切菜,忽然抬起头来。外面传来食品降落伞投放的“呼呼”声,妈妈赶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他也跟着去拿降落伞。

  当时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有中国劳工也去拿降落伞,却被全村人绑起来殴打,一边骂着“抢过罗!”(音译,当时日语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义类似“支那人”——记者注)

  “当时,我也跟着其他小孩一起欢呼拍手,用石头砸了中国劳工。”今年已经73岁的谷地田恒夫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回忆道。

  现在,他是当地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的副理事长,每年都要组织“6·30”花冈中国殉难者祭奠大会。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才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

  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花冈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他听演讲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岁的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再也无法支撑他的学业了。念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回到家乡,当了邮递员。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亲出生的那一年,秋田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在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

  “农民和矿山的人,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恒夫说。工作后,他自己也参加了工会,长期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相当于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记者注)。

  “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

  这震惊了年轻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亚于爆炸:“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从1952年开始,大馆人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在1985年,大馆市正式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

  谷地田恒夫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馆市当地的和平运动主要是工会发起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然后发展到和平运动。”

  1963年,在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着每一个殉难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会就在碑下召开。

  1969年开始,29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为大馆人讲解这段历史。

  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50人规模。“上世纪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

  1985年,大馆市举行“花冈惨案”第40次慰灵活动,新华社为此播发新闻。这惊动了河南省襄城县的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差点死在花冈的暴动发起人耿淳。他看到后,夜不能寐,带着试探的心情给一个人写了信。

  信是写给他的难友刘智渠。刘在1945年为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作证后,就留在了日本华侨总会。

  这一年,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多国的强烈抗议。

  出乎耿淳意料,刘智渠真的收到了这封漂洋过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为此激动了:“历史中的英雄,还活着!”

  1987年,大馆市的战后第42次慰灵大会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

  时年73岁的耿淳应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和时任大馆市长山健之郎的邀请,再度踏上花冈的土地。当时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会当天,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已经谢顶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难友。他身后,是上百名肃立默哀的日本官员和平民。此事轰动了两国,中日报纸均作了大量报道。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东莞外来工群像:每天坐9小时 经常...66833

本文链接:http://trineuron.com/daguanshi/1570.html